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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商精神”—陈定洪
专栏:苏商精神征文-二等奖
发布日期:20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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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近代以来,苏商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商帮群体持续活跃在不同时期华夏民族商业文明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具有完整历史传承和人文底蕴的群体,一个与自然生态环境完美融合、和谐共生的群体,一个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与国家和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群体。针对“苏商现象”,人们一直在试图探讨总结“苏商精神”。值江苏省工商联和广东省江苏商会联合举办“全球苏商高峰论坛”之机,作为商会一员,不揣浅陋,草就此文,以期共鸣。一、...

  导语:近代以来,苏商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商帮群体持续活跃在不同时期华夏民族商业文明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具有完整历史传承和人文底蕴的群体,一个与自然生态环境完美融合、和谐共生的群体,一个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与国家和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群体。针对“苏商现象”,人们一直在试图探讨总结“苏商精神”。值江苏省工商联和广东省江苏商会联合举办“全球苏商高峰论坛”之机,作为商会一员,不揣浅陋,草就此文,以期共鸣。

一、苏商发展源流

  追溯苏商起源,可能会提及“大禹太湖治水”传说,但江苏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商业繁荣的,当从商朝末年太湖北岸吴国立国开始,建立了绵延至今的吴文化。三国以降,至东晋南朝,六朝古都的辉煌造就了秦淮河“桨声灯影”里的商业梦幻。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以“漕运”和“盐政”为支柱逐步繁盛的烟花扬州一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中心,“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明清之际,“江南茶丝”孕育了“天下四聚”之一的姑苏,“阊门”繁华应时呈世,历久弥盛。苏商得以称“苏商”,并与晋商、徽商等地域“商帮”齐名,成为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当归功明中叶苏州吴县太湖地区逐渐兴盛的“洞庭商帮”。

  纵观中国地域商帮群体及商业文化的发展历史,最早具有世界眼光、以现代商业思维及模式经商办企业、能够荣膺企业家光环的,唯有苏商。晚清以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苏商谱写的一曲曲生生不息、彪炳史册的时代赞歌。

  贫弱中国之报国苏商。1895年,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对清廷极度失望的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在数千年“弱枝强干”抑商思想统治下的中华大地,是苏商率先走出传统商帮的窠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创办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商业,走上“兵战不如商战”的“实业报国”之路,揭开了中国新旧商帮划时代的一页。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苏商民营企业家开拓者群体中,最具影响力人物主要有:辞官还乡在南通创办中国早期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生纱厂的海门“状元实业家”张謇,15年间创办12家面粉厂和9家纺织厂、成为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家之一的无锡“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曾任江苏省银行监督、迫使外资银行让步并首次与华商银行——江苏银行直接划汇结算的“最成功的银行家”镇江人陈光甫,与人合伙创办常州第一家机器织布厂并使自己独立创办企业纱锭和注册资金“8年增长8倍”、创造民族工商业“罕见奇迹”的靖江人刘国钧等等。近代江苏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据记载,1919年江苏工商注册的企业达155家,占全国总数41.3%,居全国首位。

  苏南模式之求索苏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过程,民营经济发展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动力,创造“苏南模式”的江苏农村“草根”苏商无疑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私办工厂”当判刑入狱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年代,血液里流淌着创业因子的苏南人,秉承“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朴素理念,创造了“社队企业”这一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在全国率先萌发了农村工业化的意念。改革开放后,勤劳精明的苏南人准确把握了国家经济政策走势,利用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扬“四千四万”艰苦创业精神,引进“星期日工程师”和城市产业升级更换的设备、技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一个又一个奇迹。“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华西精神”、“张家港精神”更是成为时代风尚。1994年,江苏乡镇企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出口创汇分别占全国1/6、1/5和1/4。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弊端日益凸显。市场催生江苏乡镇企业必须彻底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过改革阵痛的苏商企业探索出“新苏南模式”,重新闪现耀眼的光芒。

  引领未来之当代苏商。与浙商、粤商相比,“新苏商”作为当代地域商帮概念提出并被认同,时间还很短。历史进入新的世纪,新一代苏商民营企业家精英,在不断发展壮大自身企业实力、塑造自身企业形象的同时,将传承苏商传统精神的历史责任与彰显经济大省垂范精神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给苏商整体形象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苏商走出苏南、走出江苏、走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续写苏商的传统光辉。在群雄逐鹿、商派林立的今天,新苏商以一种群体领军优势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舞台上。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企业具有“中国的沃尔玛”之称的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中国线缆行业的领军人物、远东控股集体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红豆集体总裁周海江,“三泰商神”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等等。2011年,江苏经济总量突破48000亿,其中,民营经济占53%。民营企业注册数达120万户,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第一。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占118席,其中,有3家位列前10强,入围企业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第一。

二、苏商精神形成基础

  从近代到当代商帮发展史看出,尽管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更具天壤之别,但苏商在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个人操守等诸多方面始终一脉相承,体现了苏商作为独特地域商帮的内在品性,构成苏商精神的核心。苏商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江苏这一特殊环境的长期积淀根植在苏商思想中的自然结果。

  厚重的人文底蕴。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江苏人文荟萃,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地域内涵。早在新时期时代,江苏就形成了南北各异的地方文化,如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等。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文化形成江苏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随着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逐渐南移,带动了江苏文化的整体融合与繁荣。明清时期,江浙一带是出产科举状元最多的地方。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江苏是最早学习、效仿并接纳西方文明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更是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在各路商帮中,苏商的人文特色最为明显,最具“儒商”气质。

  优越的自然环境。江苏位于长江、淮河入海口,地势平坦,河道纵横,湖荡密布,水域面积占17%,比例居全国之冠,是全国唯一集江、淮、湖、海、运于一体的名副其实的“水乡”。长江、京杭大运河贯通江苏三大水系和众多湖泊,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年代,既是江苏也是全国东西和南北行旅及货物运输的交通要道。江苏历史和现代许多商业城市都依托长江和运河而兴,就连比较大的集镇也都几乎分布在运河干支流和三大水系的交汇处。“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苏商精神也是一种典型的“水文化”精神,苏商中许多性格特征都能在“水文化”中找到印迹。

  独特的区位优势。江苏处于中国东部南北交汇的中心,西部地区通往海洋的窗口。东临黄海,拥有近千公里绵长的海岸线,是中国从“内河时代”走向“海洋时代”的前沿阵地。北枕中原,西接内陆,南下闽粤,中国多条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等南来北往的交通大动脉都连接江苏的主要城市,交通运输非常便捷。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江苏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江苏区位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毗邻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便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到20世纪初,已发展为中国工业、金融、航运、贸易的中心,世界第五大国际都市。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为苏商创造百年辉煌提供了广阔空间。

  淡泊的政治情缘。作为地方政区,江苏历史上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演变过程,长期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但是,特殊的环境和区位使江苏很早就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在中国地域商帮中,没有哪一个商帮的商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苏商更加纠结,更加淡泊。苏商对国家报赤字之情,但个性却又非常低调,和政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很少受到政界的挤压。苏商凭借智慧追求财富,但致富后又将大量的财富回报社会,投身公益。在中国这一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环境下,这种和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苏商的处世哲学产生很大影响。

三、苏商精神核心思想

  要对苏商精神作准确概括,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仔细考量近代以来在江苏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以及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苏商,在他们的血液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经过百年孕育熔铸而成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精神,就是“苏商精神”。经过苏商的实践、创造和传播,“苏商精神”已逐渐演化成为江苏这一地区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其核心思想是:

  实业报国。实业报国是苏商精神最深邃的内涵,是苏商的立邦之本。苏商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企业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显示了苏商“忘我”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商”。苏商从零开始,脚踏实地,以家乡为发祥地,以一代乃至数代之努力,大力兴办“实业”,从根本上寻求并践行“富国强民”之策,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尽管时代更迭,方式各异,但苏商这种“实业报国”的精神内核却始终没有改变,一直传承到今天,并将继续延续下去。以张謇、荣氏兄弟为代表的近代苏商,是苏商“实业报国”精神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工商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项产业集群,为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转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民族工商业在世界上能够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家。”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苏南的乡镇企业,还是现在的“新苏商”群体,他们同样以“实业”为商之根、业之本,以“爱国”为精神境界,诞生了众多行业领袖和“红色企业家”。在其他地区不断经历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风潮后,以“实业”为基的苏商愈发显得更加健康、更加强大。

  务实诚信。务实和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立身处世美德,是一个道德内涵的两个不同表现层面,也是苏商创业经营的基本准则。在充斥“投机”、“炒作”等词汇的商界,能够始终秉持这样的理念其实并不容易。苏商聚中国传统人文之精髓,得自然环境之利,以“报国”为己任,弘扬“实业”,与“因商而商”之商具有本质区别。苏商务实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信念。务实乃做事,诚信乃做人。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胸怀坦荡,事业终成。荣德生在《人道须知》中曾言:“吾辈办事业,......必先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苏商务实中蕴藏着一种智慧,诚信中蕴藏着一种坚毅,是合乎规律之“实”,崇尚价值之“信”。苏商之“实”和“信”,还表现为苏商之“善”。无论是近代苏商,还是现代或当代苏商,苏商中始终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著名的慈善家,“造福乡里”、“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苏商致富后的普遍追求。苏商的务实诚信在商界有目共睹。

  创新超越。苏商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历史。苏商最早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辐射,将中国传统商人的优秀品质同西方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有机融合在一起,创造并奠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基础。“苏南模式”、“现代企业制度+党建+企业社会责任”红豆中国特色“新苏南模式”、“3C+旗舰店”苏宁家电信息化连锁经营模式、“主业+投资”远东控股实体和资本市场联动发展模式,等等,既体现苏商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更体现苏商对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创造性贡献,引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势。创新是苏商的内在秉性,超越是苏商的不竭动力。深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熏陶的苏商,文化基础深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在学习中超越。在中国民营经济、外向型经济的成长中,与浙商、粤商等地域商帮相比,苏商曾一度落后。但苏商不气馁,不懈怠,客观分析有利和不利因素,学他人之长,去自身之短,蓄势发力。经过对自身曾引以为傲发展模式的彻底改革,苏商终于脱胎而出,并全面超越,在新一轮竞争中继续领跑全国。

合作共赢。在苏商发展过程中,曾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苏商的合作精神,苏商的抱团发展精神。苏商坐拥天时地利,热衷在家乡兴业,热衷个人能力和企业产品、品牌的修炼,很少云游四海,很少横向互动。当浙商、粤商等地商帮在二、三十年前就普遍建立异地商会,会员之间合抱成团,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竞争中攻城略地之时,苏商尚未真正体会到抱团发展力量之巨大。随着人力、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趋同和企业扩张步伐的加快,苏商切实领悟到,要想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超越,就必须注重资源整合,走抱团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明确了发展目标的苏商再次展现了自身应有魅力。2004年6月,远东、红豆、雨润、一德、月星、利安达等六家苏商企业集团共同发起成立“江苏投资联盟”,通过了章程,建立了定期交流制度,为苏商合作共赢树立了榜样。全国异地江苏商会建立尽管起步晚,但速度快,起点高,体系健全。广东、上海、辽宁、四川、湖南等地商会,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建立苏商产业园、苏商基金、苏商物流中心、苏商大厦等,为苏商紧密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信未来的苏商,一定会在合作共赢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不断创造新的奇迹。

  “苏商精神”不仅是苏商传统精神的延续,也是江苏地域精神的体现,更是整个民族和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创造多年高速增长“奇迹”面临重大调整转型的今天,认真体味“苏商精神”价值内涵,无疑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示作用。

 

(作者:陈定洪   上海宝应商会执行会长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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